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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始皇为什么会采用郡县制 秦朝是因为这个制度才灭亡的吗

2020-12-22 02:40

  对郡县制亡秦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,趣历史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。

  公元前219年,刚刚称帝两年的秦始皇嬴政,第一次把他的巡游车队开向了东方。

  在他的巡游过程中,一项重要事程便是刻石颂德。

  嬴政希望借此向天下人宣布,是秦统一了天下,是朕让七国归一。

  在《琅琊刻石》中,除了颂德,更附了一份详细的随从官员名单。

  而这份长达10余人的名单中,有许多我们熟悉的名字,却唯独没有那个我们期待的名字。

  01

  激烈的廷议

  两年前,就在嬴政刚刚成为秦始皇的那一年,咸阳宫大殿上曾进行过一场激烈的廷议。

  丞相王绾提出,现在天下一统,而燕楚齐之地,太过偏远难制,不如立诸公子为王,管理这些地方。

  然而,廷尉李斯却提出了反对意见:

  当初周王室分封了大量子弟为诸侯,几世以后血统就疏远了,以致于自相攻伐,天子都管不了。这才造成了天下分崩离析(诸侯更相诛伐,周天子弗能禁止)。

  现在我们牛叉的始皇帝陛下,重新统一宇内,诸子和功臣只需用国家赋税尊养起来,这样才好控制,怎么能再分封出去呢?(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,甚足易制,置诸侯不便)

  整个天下都听皇帝的,国家才能安宁,社会才能和谐(天下无异意,安宁之术也)。

  这便是大家所熟悉的,分封制和郡县制的第一次交锋。

  经过激烈的讨论,最后嬴政同意了李斯的意见,不再分封王侯,而是将帝国分为36郡,各派郡守官吏治理。同时,收缴兵器,修建驰道,以便于控制边远地区。

  然而,皇帝陛下虽然决定了,这件事却并没有停息。

  秦始皇三十四年,又有博士淳于越等人进谏:现在陛下是皇帝,而子弟是匹夫,一旦出现了阴谋篡权的大臣,谁来拱卫皇室呢?(今陛下有海内,子弟为匹夫,卒有田常、六卿之臣,无辅拂,何以相救哉)

  淳于越一石激起千层浪,咸阳宫内再次发起了大规模的廷议。

  此时,王绾已被免职,帝国新的丞相李斯,进一步指出,这些人就是典型的“师古非今”,为了陛下的威严,为了不被结党蒙蔽,陛下应该下令,烧毁除博士馆以外的诗书、诸子百家著作,并严厉惩罚那些谈论诗书的人,想要学法令的,应该以吏为师。

  秦始皇嬴政再次表示同意。

  这便是著名的“焚书坑儒”事件的起因。而这件导致秦始皇被钉在历史耻辱柱的事件,起因竟也是因为分封和郡县的争议。

  2000年后,当我们再次回过头去看这一事件,除了郡县制,李斯的主张中,还夹带了很多私货,甚至有打压政敌之嫌;而淳于越所言,在秦始皇死后却迅速应验。

  可见,当时主张郡县制的李斯等人,未必就是正确的;而主张分封制的王绾和淳于越等人,也未必就顽固不化,未必就对帝国不忠。

  所以,这件事的诡异之处在于,秦始皇全盘采纳了李斯的意见,不仅听从了其郡县制全面压制分封制的建议,还因此罢免了丞相王绾、焚毁了诗书和诸子百家的著作。

  换句话说,这似乎已经不仅仅是分封制和郡县制的政见不同,而是有着更深的秘密。

  02

  被逼无奈的选择?

  从以上内容来看,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,并不是绝对的全国分封,而只是分封偏远地区,以及对皇室的拱卫。

  前者保证帝国对偏远地方的控制力;后者保证帝国权力的传承,长治久安。

  而从后世王朝来看,在有绝对的地方控制力以前,似乎没有人像秦始皇做的这么极端。

  他们要么选择了分封制与郡县制并存,内地采用郡县制,而偏远地区分封,比如西汉刘邦、西晋司马炎和明朝朱元璋;

  要么选择了名义上以郡县制为主,但实际上诸子仍旧封王,遥领或虚领偏远地方,比如隋朝杨坚、唐朝李世民。

  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,实际上也离不开这两点,偏远地区的控制,以及防止权臣篡权。

  从交通上来说,即使开通了驰道,但面对从未有过的巨大疆域,咸阳朝廷能否控制偏远地方,秦始皇是没把握的。

  这一点,从秦始皇的多次巡游和刻石就可以看出来:如果地方上都很稳定,朕天天吃饱了撑的到处跑吗?

  那么,如此选择,是不是当时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,秦始皇只能二选一呢?

  若是如此,因周王朝的前车之鉴,秦始皇会选择郡县制也的确不奇怪。

  但事实上,并不是。

  早在战国时期,各国就发明了一种新的分封制-封君制。

  由于史料的缺乏,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封君作为一种制度的全貌,但从战国时期关于各个封君的记载,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封君制的特点:

  其一,封君或居封地实封,或在中央供职;封邑或为数县,或为一郡;封君对封邑有征收租税的权力,还有部分私田,享有经济特权;比如赵奢就曾是平原君的收租小吏。

  其二,封君对封邑内的民治、赋税有着极大的管理和干预的权力,但仍然必须遵守国家统一法令,兵权往往由国君或相掌握,封君并不具有;比如嫪毐谋反却无兵权、楚阳城君还需请墨家弟子代为守城。

  其三,封君封邑往往在偏远或新征服的地区,比如魏冉封地在与齐接壤的河东,吕不韦封地在赵燕之间的河间,赵长安君封地在海滨的饶;

  其四,虽规定可以世袭,但实际操作中往往难以世袭,除齐孟尝君田文、魏安陵君有过世袭的行为以外,战国时期的其余封君均未见世袭。

  这说明,战国时期的封君,已经是帮助国家控制边远地区的一把利器,而由于其没有兵权,因此国家控制起来相对很容易,甚至连世袭的权力都可以不给。

  这样看来,封君制,比刘邦、司马炎的蹩脚操作要高端多了,甚至可与唐朝的遥领制度相媲美。

  换句话说,这种封君制既可控制偏远地区、拱卫皇室,也并无太大“树兵”的危险,完全可以与郡县制很好的兼容。

  对于秦始皇来说,中原郡县 偏远封君这样完美的组合,比起天天巡游、刻石威慑的单一郡县制,简直不要太有优势。

  那么,秦始皇为什么放着这么优秀的封君制不用,却不惜罢官焚书、天天跑路,也要坚持拒绝分封、采用单一郡县制呢?

  03

  琅琊石刻的秘密

  在秦始皇的第一次大规模东巡之路上,留下了多处刻石,其中有一处《琅琊石刻》的铭文中,留下了一份随行官员的名单:

  列侯武城侯王翦、列侯通武侯王贲、伦侯建成侯赵亥、伦侯昌武侯成、伦侯武信侯冯毋择、丞相隗状、丞相王绾、卿李斯、卿王戊、五大夫赵婴、五大夫杨缪从。

  这份名单中,王翦、王贲、王绾、李斯等,都是我们熟悉的始皇重臣,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,但事实上,这份名单有一个十分奇怪的地方。

  这上面全是军功功臣,却没有任何一个宗室大臣、诸公子名列其中。

  连五大夫这样的低爵功臣都包含在内,说明这份名单应当是很详尽的。所以,应当不存在随行而没有名列其中的缘故。

  也就是说,没有他们名字的原因只有一个,秦始皇的确没带他们出去玩。

  这似乎也很正常,但事实上不符合人性。

  要知道,当时并没有现在这么优秀的遍地外卖,也没有人性化的酒店服务,而秦始皇嬴政这次出差长达一年多。

  这么长时间、远距离的巡行,身边连个亲近的兄弟、儿子都没有,这合理吗?

  虽然说自商鞅变法后,秦宗室、诸公子没有那么大的贵族特权,但拜官授爵方面,也并不是完全为零。

  秦孝公时,还有公子少宫作为外交特使的记录;秦惠文王时,更有公子华为将,樗里疾为封君;秦昭襄王时,也有弟弟嬴芾、嬴悝、儿子嬴柱等成为封君。

  而遍查始皇帝时期的37年里,关于宗室以及诸公子拜官授爵的记录,却几乎为零。

  这种不合理的现象,只有一个解释:秦始皇对宗室、诸公子的信任,很低很低。换句话说,在那个家族为重的时代,秦始皇嬴政却根本不相信他的兄弟们和儿子们。

  种种关于秦始皇“刻薄少恩”、“戾深无仁”的传言得以流传,看来不是没有原因的。那么,秦始皇为何如此无情呢?

  翻开他的早年经历,或许可以发现一些端倪。

  秦王政八年,弟弟长安君成蛟叛秦归赵;同年,生母赵姬支持嫪毐发动叛乱;数年后,发小燕丹派刺客刺杀嬴政;秦王政二十三年,信任非常的外戚昌平君熊启叛秦自立。

  而在昌平君之后的秦始皇时代,几乎再也没有嬴姓宗室、诸公子,乃至外戚贵族,出现在大秦帝国的朝堂之上。

  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,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。

  各中虽有无数曲折隐情,但频繁的背叛对嬴政的直接影响就是,他从此再难给予身边的宗室、妃子和诸公子以足够的信任。

  或许这,才是他一开始就坚持拒绝分封诸公子的内在原因;而王绾、淳于越等人的再次劝谏,已经触怒逆鳞,李斯也才能成功的借力打力击倒政敌,焚书灭儒,独揽相权。

  也就是说,秦始皇坚持拒绝分封诸公子,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郡县制和分封制本身,而是因为经过太多背叛的嬴政,想要制造一个绝对安全、无人可以威胁到自己的帝国权力架构。

  然而,嬴政可以把宗室公子、外戚权贵一扫而空,让整个朝堂看起来干干净净,却无法掌控臣下的内心。

  04

  没有绝对安全

 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公子扶苏和公子胡亥的故事,就会有不一样的味道。

  淳于越在秦始皇拒绝分封之后,仍然当面谏言皇帝应分封诸公子于外;而公子扶苏又反过来为儒士们说情。

  所以,秦始皇生气的或许不是扶苏说情,而是扶苏和儒生们的相互表里,也就是李斯所说的“主势降于上,而党羽成乎下”。这加重了他对宗室、诸公子的不信任。

  而扶苏,也就成为这场博弈的政治牺牲品,被发配监军上郡。此时,已经是秦始皇三十五年,距离秦始皇的大限,还有不到3年。

  而相反,秦始皇历次出巡都不带宗室贵戚和诸公子,最后一次出巡却恰好带上了公子胡亥,而且只有他1人。

  而这个公子胡亥,又恰好是近臣赵高的学生。

  前文提到,李斯建议,要学法令,以吏为师。而赵高此人,正是以善习法令而得宠,他所担任的中车府令又正是一个位卑而权重的官职。

  这么多巧合,我们还能说胡亥的上位,只是一次偶然吗?

  或许秦始皇是想培养这个孩子,但病势来得太快,胡亥还没培养好,所以才写了那道让扶苏即位的诏书;也或许,秦始皇心中理想的继承人,正是这个少子胡亥,那道诏书,才是假的。

  毕竟在这之前,并没有证据表明他很昏庸,而秦始皇又自认为,自己留下的权力布局绝对安全。

  自商鞅变法以后,秦压制贵族政治,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,从此再没有发生过权臣擅权的局面。

  因为能力极强的职业经理人,是帮助秦王压制贵戚、过渡权力的理想人选;而没有根基的CEO,同时也是秦王罢黜立威的绝佳人选。

  商鞅如此,张仪如此,吕不韦也是如此,唯有外戚出身的魏冉稍有例外。而现在秦始皇把外戚宗室都一扫而空,掌握权柄的李斯,说到底也不过是个楚国的士子而已。

  因此,秦始皇有理由相信,他身后的大秦帝国二世皇帝,几乎是一个绝对安全的存在。

  然而,在权力的巅峰,绝对的安全,也就同时意味着巨大的风险。

  秦始皇嬴政不会想到,他用毕生精力打压的掣肘皇权的外戚和宗室,有时候却是保证皇权存在的必要保障。

  他们或许会因为自己的利益蒙蔽皇帝的视野,却也同样会保证新皇帝稳稳的坐在皇位之上,因为那也是他们的权力根基所在。

  而现在,秦始皇肃清了外戚宗室贵族势力,造就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权力真空,巨大的空间正好给了其他阴谋家以机会。

  比起外戚和宗室贵族的小心翼翼,掌握了绝对权力的权臣,有时候却不太一样。

  有人问,为何李斯会如此冒险,扶立未知的胡亥,而不是贤明的扶苏?为何赵高会如此冒险,仅仅三年就把胡亥拉下马,掌握着一个傀儡不好吗?

  因为,权力的巅峰,从来没有绝对的安全,有的只是冒险的平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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