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前位置:历史 > 历史之谜 > 正文

唐宪宗死后藩镇失控,是因为子孙无能吗?

2021-01-29 15:51

  唐宪宗死后不久,藩镇就开始失控了,这种失控是从幽州开始的。感兴趣的读者和趣历史小编一起来看看吧!

  唐穆宗派文职官员张弘靖进入幽州担任节度使。但是张弘靖一进入幽州,就受到了当地将士的排斥。

  为什么会这样呢?据正式记载,这是因为张弘靖表现出的一副文人作派,让崇尚武力的幽州军人看不惯。

  先是,河北节度使皆亲冒寒暑,与士卒均劳逸。及弘靖至,雍容骄贵,肩舆于万众之中,燕人讶之。

  除此之外,张弘靖还总是一副“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”的样子,就算你能拉开二百石的硬弓,却是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,有什么用啊?

  数以反虏诟责吏卒,谓军士曰:“今天下太平,汝曹能挽两石弓,不若识一丁字!”由是军中人人怨怒。

  这种论调,如果放在文职系统强大的宋代,军人们听到了虽然也很反感,但是通常不敢怎么样,因为这种论调就是那个时代的主流思想。

  军人就是传说中的爪牙,他们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,文职长官坐在上面,他们只有站着的份;甚至见到文职长官时,必须得表现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。

  甚至还有一种更具侮辱性的说法,军人根本就没有资格参与军事策划与指挥,因为你什么时候见过狗和人一块制订如何捕猎的计划?

  总而言之,军人的天职,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!军人最重要的一项权利,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。

  翰林学士汪藻上驭将三说:……祖宗时,三衙见大臣,必执梃趋庭,肃揖而退,盖等威之严,乃足相制。又,遣将出师,诏侍从集议者,所以博众人之见,今则诸将在焉。诸将,听命者也,乃使之预谋。彼既各售其说,则利于公不利于私者,必不以为可行,便于己不便于国者,必不以为可罢,欲其冒锋镝,趋死地,难矣。自今诸将当律以朝仪,毋数燕见。其至政事堂,亦有祖宗故事,且无使参议论之馀,则分既正而可责其功。是三说果行,则足以驭诸将矣,何难乎弭盗,何忧乎遏敌哉!

  当然了,这种论调放在安史之乱前的时代,军人听起来虽然也很反感,但是通常也不敢怎么样。因为在安史之乱前的时代,诸葛亮和谢安之类的人,都是极尽儒雅风流的样子,而他们手下那些五大三粗的将领,哪个敢因为他们不会武功,就看不起他们呢?

  恰恰相反,看着人家那副文人作派,那些五大三粗的军人,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自惭形秽。

  问题是,这种轻视军队的论调,放到中晚唐那可坏事了。

  文职系统凌驾于军人系统之上,军人们本身就已一肚子邪火了,现在听到你再这样肆无忌惮的侮辱军人,真是叔可以忍,婶也不能忍啊。

  更主要的是,看着张弘靖一副书生样,不是军人,战术不懂,却居高临下地对待身经百战的将领,谁也感觉皇帝真是瞎眼了,这种人也能当统帅?

  现在你狐假虎威,还肆意欺负、侮辱我们这些国家的柱石,真是忘了自己能吃几碗干饭了。

  最后,这种不满的情绪不断发酵,于是幽州军区的将士很快把张弘靖干掉了。这样一折腾,幽州一夜之间又回到了解放前。

  面对这种事实,我们很容易感觉幽州失控,就是张弘靖处理不当的结果。

  其实呢,这大约是站在军人角度上看问题,好像军人并不想造反,只是文职官员在军区胡折腾的过火了。

  我们必须得知道,张弘靖是一个资深的干练的军政长官,皇帝之所以调张弘靖到幽州当节度使,就是因为他以前类似的工作干得非常出色。否则,皇帝哪敢随便派他到幽州这种如虎如狼的地区呢?

  张靖先在河东,以宽简得众,总与之邻境,闻其风望,以燕人桀骜日久,故举弘靖自代以安辑之。

  从某种意义上讲,张弘靖进入幽州,与军人势力的矛盾越来越激化,几乎是无可避免的。

  张弘靖进入幽州的主要任务,就是让文人系统凌驾于军人系统之上,并且削夺军人势力的既得利益。

  这是削藩的必由之路,如果绕过这个过程,所谓的削藩从何谈起呢?

  后来宋代削藩成功的主要标志,就是文职凌驾于军人系统之上,并且把军人的各种权力削夺殆尽。

  在这种背景下,一个将领再牛,也会受到文职官员的各种打压,关键是,打压完了他,他还啥脾气也不能有。对此,都不用说普通将领了,只要看看宋代极具传奇色彩的统帅就可以知道了。

  北宋的狄青牛到天上了,而且极具传奇色彩,但是因为他是军人,所以一直受到文职官员的各种形式的打压、甚至是欺负,关键是,狄青对此一点脾气都不敢有。因为他任何敢有脾气的表现,都有可能让自己陷入万劫不复之中。

  即使如此,一些莫须有的流言,也让狄青处于恐惧中不能自拔,因为当朝太祖皇帝就是军人出身,而且篡位当了皇帝;你狄青现在混的这样牛X,会不会有一天向太祖皇帝学习向太祖皇帝致敬。

  南宋的岳飞、韩世忠牛到了天上,也一样让文职官员欺负的要死要活,韩世忠让欺负后,吓得只能过着半隐居的生活;岳飞只是稍稍流露出一点小脾气,当时就万劫不复了。

  但是在中晚唐时代,文职官员想这样欺负军人,那真是想找死了。

  这绝不是因为中晚唐的军人政治觉悟低,一个不高兴就敢造皇帝的反,也不是因为南宋的军人政治觉悟高,宁死也要忠于皇帝,实在是因为彼此的利害关系不同。

  从某种意义上,张弘靖接受的任务,在当时环境下,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
  当时的张弘靖有上中下三策可以选择。

  上策,他积极代表中央政府的意志,强势打压军人势力,结果就是与军人矛盾激化,然后让火并了。

  下策,就是他一味向军人势力妥协,有意无意成为军方的代理人,而他这样做的结果,就是中央政府会认为他失职的。如果出现这种结果,他恐怕会死得更难看。

  因为张弘靖只是一个文职系统的成员,所以很难得到军人系统积极支持,更主要的是,就算军人系统积极支持他,当皇帝调他回中央政府时,他就敢公然拒绝?

  中策,就是在这两种力量之间玩危险的平衡,但是有可能两头不落好。最后,恐怕也不会有好结果。

  张弘靖显然选择了上策,结果呢?被幽州军人干掉了。而政府都不敢为他辩解,只能承认这是他工作失职的结果。

  幽州失控拉开了藩镇失控的序幕,接下来,成德也失控了。

  政府收回成德军区的控制权后,让魏博节度使田弘正接管成德,田弘正接管成德时,一度想带自己魏博的嫡系军队带入成德军区。

  政府拒绝了这种要求,结果呢?田弘正进入成德,很快被失控的成德军人杀死。

  面对这种事实上,我们很容易感觉,如果皇帝接受田弘正的这种请求,成德就不会失控了。

  问题是,臣子的忠心是靠不住的。田氏世袭魏博军区许多年,如果田弘正率领魏博军人成功控制成德,这是非常危险的事,因为这有可能导致魏博、成德两大军区合流。

  问题是,中央政府不让田弘正率领自己嫡系军队进入成德军区,田弘正实在缺乏控制成德军区的能力。

  最后的结果,就是田弘正被杀,成德军区失控了。

  此时,魏博节度使是皇帝的嫡系将领李愬。

  看到幽州、成德先后失控,皇帝也不敢让李愬那种没有根基的人在魏博当节度使了。在这种背景下,皇帝就让田布回到魏博军区当节度使。

  田布是前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的儿子,让田布到魏博当节度使,相对更有利于控制魏博军。更主要的是,田弘正死于成德军人之手,田布与成德军区就有不共戴天之仇,从情理上,他当魏博节度使,不会轻易与成德军区合流。

  田布接到这个调令,当时就感觉进退失据了。

  回到魏博,他应该怎么干呢?好像怎么干也看不到出路啊。

  基于军区的利益,田布应该让魏博军区拥有更多的自治权力;基于皇帝的利益,田布应该想办法让军区服从中央政府的管理。

  问题是,哪种选择正确呢?翻开过去的历史,好像哪种选择,也不是万全之策。

  田布敢代表中央政府压制军方利益,军区的骄兵悍将可不是吃素的,因为类似原因丢了脑袋的节度使,绝在少少数。

  田布敢代表军区与中央政府对抗,从前面发生的一系列事去看,随时有可能让皇帝把他打得哭都哭不出来。因为类似原因死了全家的节度使,好像也不在少数。

  经过权衡利弊,田布抱定了忠于皇帝的态度。换而言之,既然横竖都是生死未卜。我为什么不选择忠于皇帝而死呢?

  所以,田布回到魏博军区,就坚定的站在中央政府一边。对此,下面的将士对他自然是纷纷反对,但是田布就是不为所动。

  魏博军人看到田布一心站在中央政府的立场上考虑问题,当时就火了。因为你事事站在中央政府的角度办事,不惜牺牲魏博军民的利益,休怪我们不客气。

  布发六州租赋以供军,将士不悦,曰:“故事,军出境,皆给朝廷。今尚书刮六州肌肉以奉军,虽尚书瘠已肥国,六州之人何罪乎!”

  如果你愿意按过去河朔的老传统办事,我们会拥戴你,否则,我们认得你是节度使,我们小弟手中的刀,可真不认得你是节度使!

  面对这种困境,田布在绝望中选择了自杀。

  前面一系列节度使选择与皇帝对抗,让皇帝打得哭都哭不出来。现在有人选择忠于皇帝,结果都被骄兵悍将逼死了。

  关键是,众多壮着胆子与皇帝对抗的人,却又过起了滋润的小日子。

  不管田布的选择是否正确,魏博也因此失控了。

  田布自杀后,魏博的一位大佬宣布魏博继续按以前的河朔传统办事。

  于是,幽州、成德、魏博三大军区再度实现默契,传说中的河朔三镇再度恢复从前无法无天的样子了。

  癸卯,布复召诸将议出兵,诸将益偃蹇,曰:“尚书能行河朔旧事,则死生以之;若使复战,则不能也!”

  唐宪宗的子孙无法巩固这种胜利,我们常常认为是他们没有魄力。

  问题是,什么魄力不魄力的?这是和钱说话的,这是需要大量炮灰的事。

  看到藩镇后来接连闹事,中央政府应该怎么办呢?站着说话不腰疼点,自然是不服就打他,多会儿打服他,多会儿算完。

  问题是,这需要无数的钱继续烧下去,这需要无数的炮灰继续堆下去。用玩游戏的心态说,自然是帝国家大业大、人口众多,只要皇帝有魄力,从哪儿弄不出钱、整不出源源不断的炮灰。

  当你处于皇帝的位置上,恐怕也会选择妥协的。

  唐宪宗削藩的胜利,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,那如同美国打败了伊拉克,也接管了伊拉克。但是结果呢?却发现这一切只是刚刚开始,想维持这种胜利,还需要烧数不清的钱财、输送数不清的炮灰,于是经过一翻博弈,美国终于决定从伊拉克撤军了。

  如果用大道理去掉,美国家大业大,拼着烧掉一大笔钱,拼着牺牲几十万士兵,就没有打不服伊拉克的道理。

  问题是,谁敢这样扯,美国人民能把他祖宗骂得活过来。

  在这种背景下,自然没有敢说,前总统英明神武一通软硬兼施,成功打服伊拉克。更没有人说,现任总统窝囊废一个,因为人家把伊拉克都打下来了,你却白白扔掉。

  宪宗时的成就并不能持久,因为那是在政府完全拉满弓的状态下打出的成绩。这种状态,不要说宪宗突然死了,就是宪宗活着,它也是难以一直保持的。

  政府想稳定这种成绩,必须得建立一种成本相对比较低的控制体系,否则,这种成功永远只是暂时的。而在当时,似乎是无法构建起这种体系的。

  经过多年的博弈,中央政府与河朔的博弈,中央政府输多赢少,所以只能接受河朔地区的特殊性,当然了,接受这种特殊性,对大唐帝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危害,大唐帝国的统一、稳定并不会因此受到破坏;大唐帝国相关地区的边防安全,也不会因此受到影响。既然如此,

  其它藩镇呢?与中央政府的博弈,通常是输多赢少的,而且结果也是很惨的,所以他们普遍不再敢和河朔地区攀比,这样一来,中央政府与地方军区的冲突,终于不再是帝国的主要矛盾了。

  从安史之乱开始,中央政府地方军区经过六十年的反反复复战争,彼此该得到的,大约也算是得到了;得不到的,知道再争下去,也是没有多少意义的。于是中央与地方军区渐渐形成了大家可以接受的某种均势。

  从此以后,帝国的主要矛盾就是朝臣、宦官集团之间,朝臣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。

标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