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前位置:历史 > 历史之谜 > 正文

北魏政权分裂是因为孝文帝迁都吗 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

2021-03-19 11:39

  今天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准备了:北魏迁都,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快来看看吧!

  北魏迁都是服务于战略需求的,其旧都满足不了南征的需求,故在北方趋于稳定以后,进行了都城南迁,成为进攻南朝的前沿指挥所。有人认为北魏迁都是造成分裂的根源,其实迁都是独立于北魏孝文帝改革的,这个决策并不等同于以汉化为中心的改革,所以北魏迁都被误解了。

  北魏太和十七年(493年),孝文帝乘南齐武帝病逝的机会,率军由首都平成(今天的山西大同)出发,开始南征。而军队行至洛阳遇上了连绵不断的阴雨天气,北魏的军队里,核心主力就是鲜卑的贵族子弟,这些人表达出不愿继续南进的诉求。孝文帝心里清楚,一支心怀不满、疲惫不堪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,所以就同意了将士能的诉求,但也提出了条件,贵族子弟同意迁都洛阳,便可罢征。

  这个条件由前线传至朝堂,这些贵族子弟的父亲基本上都是在朝的大臣,得知儿子前线受到的苦累,也就勉强同意了孝文帝的条件。前线的贵族子弟则更是不愿意吃这个苦,都很痛快地答应了这个条件。在大部分贵族眼里,只要不打仗,迁都是可以接受的,但孝文帝迁都的潜在战略其实还是为了南征。所以迁都洛阳之后,北魏与南方政权的军事冲突迅速增加,进入了一个战争连绵的时期。

  迁都之前的大背景——汉化改革

  孝文帝时,北魏政权的制度建设已经进行了数十年,这个制度建设的主题就是汉化,之前的每一个掌权者,都希望将一个半游牧半开化的国家,发展成为汉人政权的模式,他们认为汉人政权是先进的代表。尤其是孝文帝时期冯太后的改革最具代表性,比如太和八年(公元484年)的官员班禄制改革。

  在此之前,北魏的中央官员是没有俸禄的,所以就演化出官僚阶层的不正规收入,比如战争劫掠、霸占土地,这些不正规收入却一直未受修正,成为一种潜规则。且战争逐渐停下,劫掠战利品的机会越来越少,官僚阶层便将魔爪伸向民间,从人民手中榨取收入,这必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伤害。

  冯太后的班禄制改革就是参照汉人政权的俸禄制,从民间获得税收来支付官员薪水。与税收相辅相成的,则是土地改革,政府将土地分给人民耕种,然后收取土地税、农业税。为了发放和划定土地,还需要进行人口普查、户籍整理、耕地丈量。为此,冯太后在秘书令、南部给事中李冲的建议下,创立“三长制”,即在县以下设立三级村民机构,让他们负责户籍和税收管理。

  在思想上,北魏的崇佛尚儒既有鲜卑特色,又是汉化的重要表现,抛开佛教不谈,北魏皇帝扶持儒家文化,主导了一系列神化皇权、加强礼仪的运动,儒教的发展甚至超越南朝。在政治上,由于魏晋以来的门阀政治影响,很多贵族集团企图控制政权的话语权。北魏则是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控制,比如冯太后时期拓跋氏禁止通婚的法令,所以说冯太后的一系列改革是汉化运动的鼎峰,这也就将北魏内部贵族之间的矛盾加深。

  为何这么说呢?比如班禄制,原先贵族们可以通过战争、土地兼并的方式,豪取强夺;改革之后则以固定的“工资”发放,必然造成贵族的财富缩水。这种财权的掌控,体现了封建社会的主题—加强中央集权,所以随之而来的就是政治上的打压,权力的分解与收回,这当然是鲜卑贵族不愿接受的。

  “虏姓”者,魏孝文帝迁洛,有八氏十姓,三十六族九十二姓。八氏十姓,出于帝宗属,或诸国从魏者;三十六族九十二姓,世为部落大人;并号河南洛阳人。——《氏族论》

  冯太后去世以后,孝文帝亲政,继续推进汉化改革,但孝文帝的改革并不成功。因为他触动了鲜卑人的“意识形态”,比如改汉姓、穿汉服、禁胡语等。我们说少数民族的汉化改革保留民族特色的才会取得成功,比如清朝,他们不会变动老祖宗留下的东西。而孝文帝的这些改革偏激进,且现实意义不大,可以说是为了汉化而汉化。这就更容易激起鲜卑人与中央朝廷的对抗,也正是这些对抗,才最终导致了北魏的分崩离析 。

  迁都洛阳

  孝文帝的改革虽然不尽如人意,但迁都洛阳的意义却很大,历史课本里将迁都洛阳一并看做汉化改革的一部分,但实际上,迁都之事不是为了汉化,而是服从于战略需要。

  北魏首都在平城时,南北两大政权之间的地理错位相当严重,南朝的首都设在了长江边上的建康,北朝的首都却在遥远的平城。北魏定都平城与其建国初的政治形势有关,当时北魏的对手主要是柔然、燕国、夏国等北方国家,与南朝并没有什么交集。但北魏统一北方后,战略目标也就南移,而平城至南方的战线过长,这个问题就影响到北魏的国家战略。

  北魏从平城南下时,必须首经太原,由太原南下上党,渡过黄河,进入洛阳地区。这一段距离约一千五百多里,前面说过,孝文帝的南征军遇到过大雨,而即便是没有遇到大雨,这么长距离的行军,翻越崇山峻岭,也足以消磨一支军队的意志,而且这一千五百多里,连国境都未跨出去。所以北魏历次与南方的作战,虽然兵力优势明显,却大都因为战线太长,指挥不便,而不得不半途而废。

  而且由于平城太靠北,在其灭亡后燕以后,燕国流亡者在今天山东境内,建立了一个名叫南燕的小国,这就说明北魏的“手太短”,控制力相对较若。由于北魏出兵不便,反而让南朝宋武帝刘裕近水楼台,北上抢占了山东。这也是南方政权向北渗透的最远边界,甚至威胁到了北魏在河北地区的统治。如果当时的首都就在洛阳,完全可以沿黄河向东出兵,山东能够落入谁手就不一定了。

  所以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就是两个目的,一是希望借助迁都,扩大政治、军事、经济中心得辐射范围,从而巩固北魏的东、南疆土;二是此为基地,缩短向南征伐的战线,提高补给和指挥效率,这里缩短的可是一千多里!

  迁都与北魏政权分裂的关系

  在迁都洛阳两年之后,北魏开始南征,这一次南征体现了迁都的效果,北魏于襄樊一带取得较大胜利。后来战争进入一段相持,随着指挥效率的提高,北魏在涡阳(今安徽亳州内)之战中能够转败为胜,这都说明迁都对于南征战略的促进作用。但较为戏剧的是南朝齐明帝在这个阶段去世,北魏孝文帝以“礼不伐丧”的教条主义礼制思想停止了征伐,引兵而还。待南朝齐办完了国丧,才又一次南下,这里可以说是封建礼教害人不浅,孝文帝在这一次御驾亲征中暴病而亡,从而也就彻底终止了南征。

  由此可以看出,迁都洛阳从战略上没问题,与迁都相比,孝文帝的全盘汉化改革才是问题的关键。与改革相对应的就是保守势力,这些鲜卑贵族组成的保守集团,不仅于内阻碍改革进程,而且将孝文帝视为攻击对象。在保守集团分裂倾向愈发严重时,北魏的政治被撕裂,从而影响了军事。魏孝文帝之后,北魏政权内部纷争不断,这是其衰落的根本原因,尤其是北魏末年席卷北方的那场大骚乱。

  整个北魏时期,除与东、西、南三个方向的敌人作战外,在北方还有一个强大的少数民族对手—柔然。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大力打击柔然民族,花木兰的故事就是以北魏与柔然的战争为背景,最后北魏将他们驱至漠北。并在黄河以北、大漠以南,以阴山山脉为基础,建立了六大塞防军镇,即武川(今内蒙武川)、抚冥(今内蒙卓资山)、怀朔(今内蒙五原县)、怀荒(今内蒙乌兰察布)、柔玄(今山西天镇县)、沃野(今内蒙巴彦淖尔市)。

  太武帝是鲜卑人的民族英雄,他执政时期,汉人甚至没有参军的权力,除非是在特殊时期才对汉人进行招募入伍,干一些炮灰、杂役。在六镇之中,将领皆来自鲜卑贵族,士兵也以鲜卑人为正兵,少数汉人充当杂役。当时的六镇肩负着保卫首都平城的责任,在北魏军政体系中影响力较大。而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,六镇的地位也就随之下降,更重要的是孝武帝的全盘汉化改革,严重损害了鲜卑贵族的利益,所以北魏正光四年(公元523年),沃野镇和怀荒镇的造反完全能够理解,这次造反也拉动了关西到河北地区的大规模叛乱。

  为镇压叛乱,北魏政府寄希望于秀容(今山西省忻州)的军阀尔朱荣。这个尔朱荣有点汉末西凉军阀董卓的影子,征召入洛阳后,先掌权另立了孝庄帝。然后开始“力缆狂澜”,他在镇压叛乱的同时,以强硬手段杀戮不配合的官员。孝庄帝倒不像汉献帝,先发制人杀了尔朱荣,但后被尔朱荣的从弟尔朱世隆所杀。

  这时候,尔朱家族的权力已难以控制,但最终是被以高欢为首的另一个武装集团消灭。在这些此起彼伏纷争中,北魏形成了以高欢为首、以晋阳和邺城为核心的东部集团,和以贺拔岳为首、以关中为核心的西部集团。贺拔岳手下有一个叫宇文泰的,这个大家都熟悉,在贺拔岳死后,宇文泰就控制了西部集团。高欢和宇文泰都未自立,他们从北魏皇族中扶持不同的人当皇帝,这才有了东魏、西魏。高欢和宇文泰死后,他们的后代分别篡位,成立了北齐和北周。

  太和十六年,制诸远属非太祖子孙及异姓为王,皆降为公,公为侯,侯为伯,子男仍旧,皆除将军之号。——《魏书·高祖孝文帝纪》

  综上,可以看出,北魏孝文帝的迁都之举实际上是服务于战略需求,这个举动可以归结于汉化改革,毕竟那是中原汉族政权最兴盛的一个区域。但这又不能完全看做北魏分解的原因,因为这个决策走向是扩大疆土,光这方面是不会引起贵族反对的,因为北魏有一套完整的宗室贵族分封体系,疆土的开拓对贵族来说并非无益。只不过孝文帝的汉化过于“迂腐”和教条主义,以至于迁都激化了内部矛盾,仿佛是造成北魏分裂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标签